从和合本圣经的影响力思考基督教中国化

旧约圣经原文为希伯来文和亚兰文，新约圣经原文则是希腊文。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圣经不断被译成各种语言（目前已超过两千种），我们通常所使的汉语圣经是中文圣经和合本，和合本，是取几个译本和合之意思,它于一九一九年在上海印行出版，至二零一九年亦即出版一百周年。

一 和合本的翻译促进教会合一

《圣经》在中国的翻译史：自从广义的基督教于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传入中国，历经唐代的景教、元代的也里可温教、明清的天主教至晚清及当代基督教，都是以译经作为传教的先导。在官话和合本诞生之前，马礼逊来华主要是以翻译圣经传教为主，其后英美各差会来华传教士都是以译经事工传教为首要。马礼逊译本之后有四人译本，以及委办本的出版，其后更有许多方言圣经，以及浅文理圣经的出版。外国传教士在努力尝试将《圣经》译成中文，目的是“用中国人的文字，写给中国人”，用中国语言和表达方式表达圣经内容，便于中国人阅读、理解。

一八九零年在华基督教士便有出版浅文理和合本丶深文理和合本丶白话文和合本的决议，借以适合广大中国各地同胞的需要。 相关信息确定后，成立了圣经翻译组执行委员会，再聘请翻译委员会成员，能够被选上的人需要懂圣经原文和熟练使用官话。在翻译官话和合本圣经时，用哪个地方的官话，传教士们也争论了很久。传教士们来自不同国家和宗派，委员会的委员有美国长老会的狄考文（1836年－1908年）、美国公理会的富善（1836年－1925年）、中国内地会也是浸信会的鲍康宁（1852年-1922年）、英国伦敦会的文书田（1847年-1914年）、美国美以美会的鹿依士（1854年-1939年），以及其他在不同阶段加入、后因不同原因退出的西方传教士，前后有十六位。协助他们翻译的中国基督徒有诚静怡、刘大成、王治心、王元德（即王宣忱）、邹立文、张洗心、李春蕃等人。在狄考文翻译新约的过程中，他的继配夫人狄文爱德曾协助他，为官话新约的翻译制作了一份希腊文-中文的索引。合作的过程中，传教士们要彼此磨合，不同的翻译功底和各宗派对中国的理解不一样都可能引发争执，但大家一起工作的时候需要放下自己的想法，有人退出，有人冷静思考后继续参与。这是一个合一、妥协和学习谦卑的功课。

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传教士们将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相结合，扎实地在做处境化的工作。当进入到一种新的文化中传扬福音时，要接受这个文化对基督教的接受和融入程度。 和合本圣经翻译事工是来华传教士的联合事工，虽然之前有传教士大会，但在合作上很难具体化。“有的传教士许诺了参与翻译却不见人影，有的参与了却只想匿名，人员不断变动。因此，最后能完成这项事工，确实是传教士在们不同文化中开展合一事工的见证。”。①和合本《圣经》的翻译遵循四项原则：译文必须为全国通用语言，不可用地方土语；行文须简单，在礼拜堂讲坛通读时，各阶层人士都能明了；字句必须忠于原文，同时又不失中文的韵味和语气；暗喻应尽量直译，而非音译。直到1919年和合本《圣经》问世，中国人才有了第一部完整的、为中国教会普遍接受的中文《圣经》译本。20年后，即1939年再次修订，并改名为“国语和合译本”，成为二十世纪中文圣经翻译最大成果。

从教会角度来讲，和合本圣经促进了教会内部的合一。在这之前，中国教会有各种宗派，每个宗派采用的译本不同，包括各种方言译本，在方言译本之外还有30多种其他译本。1890年到1930年代，又新出了很多译本，但这些译本最后都慢慢地被淹没在历史中，官话和合本成为了中国教会各宗派都接受的一个译本。这得益于传教士合一的翻译事工，因着不同宗派的人参与，再加上白话文运动的开展，这个联合译本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了教会内权威的圣经译本。当传教士们离开后，中国教会能在20世纪50年代进入后宗派时期，也和有一个共同的译本有关。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教会之间很难进行联合礼拜，这是中国教会在世界教会中作出的美好见证。已故丁光训主教给第一次联合圣经展的题词是“圣经使我们联合”， 不得不说，和合本是百年来宣教士《圣经》中文译本的里程碑，有人称之为中文圣经翻译史的巅峰。和合本的译成是基督信仰中国化跨出的重要一步，为福音在中华民族的广传拓宽了道路。

二 和合本对中国白话文的推动作用

和合本《圣经》不仅在教会内部产生巨大影响，且对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起一定的积极作用。和合本《圣经》出版问世，正是中国发生五四运动的年份，其后所提倡新文化运动，反对文言文，推行白话文，白话文逐渐成为学术主流。和合本的出版与知识界倡导的白话文运动不谋而合,和合本圣经可说是中国当代白话文最重要的文本，是当时较早的白话文译成的著作。它可谓是白话文运动的先锋，白话文完美的文献。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形式借鉴和语言资源，引领了时代潮流，从而促进了白话文的推广与中国文化的相适应。

1890年确定要翻译的圣经版本有三种：深文理（文言文）、浅文理（浅文言）和官话和合本（白话文），最不被看好的是官话和合本。因为读书识字的人阅读文言文，一般人看半文言，民间讲各自地方的方言。当时教会中守旧分子和轻视白话文者的批评，认为“经必须有经的文体”， 不相信白话文能产生好文学，白话文不登大雅之堂，怎能用来译经载道？然而和合本《圣经》出版后不到10年，即流行南北各地，广受欢迎，很快取代了之前的文言文译本。和合本采用直译，忠于原文，到20世纪30年代，便成为惟一流行的圣经。很多中国人通过和合本圣经了解并接受了基督教，经过近百年的时间，已经成为华人基督教会使用最为广泛的圣经译本。

　   和合本《圣经》也受到白话文学者、文化人士的关注和推崇。胡适等学者把和合本《圣经》誉为白话文的典型，罗香林称其为超凡的巨作。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曾这样说：“我记得从前有人反对新文学，说这些文章不能算新，因为都是从‘马太福音’之国语和合译本出来的。当时觉得他的话可笑，现在想起反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确是中国最早欧化的文学国语；我又预料它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

　　和合本《圣经》在引起国民读书兴趣方面也贡献良多。特别是在上世纪20年代全国推行文学大众化期间，和合本的“四福音书”还在一些政府学校中被用作标准的国语模板，部分圣经被采纳为学校教材，有些教会举行查经班或《圣经》识字班，让人们通过学习和合本《圣经》产生读书兴趣，提高了信徒的文化水平和识字率，减少了文盲人数，促进了农村地区的文字教育，对当时中国社会起了极大的教育作用，对中国白话文的普及和发展起了相当大的积极影响。和合本《圣经》，让当时的中国百姓，看到了真实的世界，教会学校、教会医院随之不断兴起，从各个方面影响着整个中国社会。

三 和合本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影响

和合本之前的版本都没能流传开来的主要原因在于《圣经》作为外来文学和宗教经典,与当时中国的诗学精神相抵触。随着和合本的广泛流传,许多作家、诗人的价值观念发生改变。它的语言表达和文风影响了当时的一些作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作品，有的和圣经的文风有相似之处。许多作家、诗人常从《圣经》中汲取题材,进行创作,或引用圣经经句、典故。《圣经》中的意象以及词汇和典故大量进入现当代的文学作品中。根据这个版本应用的广泛性和白话的发展情况,可以预见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和合本将仍是最受欢迎的中文版本。和合本的广泛流传不仅得益于其独特的语言魅力，自出版以来,对中国诗学的影响以及意识形态因素也是促成其权威地位的重要原因。

圣经对中文现代语言的表达也有很多影响，比如“乐园”“禁果” “方舟”“礼拜”“忏悔”“洗礼”“福音” “圣诞”“复活”等词，都是因着和合本的翻译而进入中国的文化里。其中一些词语已经成为中文成语，如“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代罪羔羊”、“眼中瞳仁”“披着羊皮的狼”、“迷失的羔羊”、等。后世誉之为 “适合对外开放的新文化译本 ”（周作人,1921）、“新文学运动的先锋 ”（朱维之,1992:70）。当代诗人杨牧曾在他的文章中，盛赞和合本文体，誉为一种特殊的优美文体。 “朱自清先生早年说过的话；‘近世基督教圣经的官话翻译，增富了我们的语言.’同时圣经和合本还对汉语文学语言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存进作用。所以黄心川也说：‘中文圣经译本对我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不可低估。’就连鲁迅先生也说：‘《马太福音》是好书，很应该看’” ②

和合本圣经对新文学的影响，不仅在于提供了最早的欧化白话文的文本；更在于在汉语的语法、词汇、语音三方面，都推动了现代汉语的建立，促使汉语精细化、明确化，扩大了汉语的表现能力。

19世纪的传教士率先发起了对中国传统语言的变革。他们对异质语言的敏感、对中西语言的异同比较以及对中国文化的探求的兴趣，百年来，中文和合译本圣经以其独特的语法方式，流淌出语言的温度、文字的质感、内容的节奏性，把基督的福音用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带给了炎黄子孙，使我们能自然而然地、亲切地、没有障碍地阅读和聆听到圣言，并被引领到救恩的喜悦之中，使福音在中国的语境中融入中华大地。

《圣经》（和合本）对中国基督教会意义重大，但其影响却远远超过基督教的范围，可以说是基督教对中国文化最大的礼物和贡献。和合本翻译，本身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次盛举和国际合作的一个典范。以圣经翻译和诠释为先导的基督教中国化与中国文化密不可分 “基督教中国化要求基督教也需要与中国文化互动融合，以中华文化语言体系来传达基督教精神，使自身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也将为世界文化做出独一无二的中国见证，在国际舞台上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做贡献，提升和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实力”。 ③

基督教中国化并不是现在有的观念，而是从利玛窦那个时代起，很多外来传教士（艾儒略、傅圣泽、理雅各、艾约瑟、李提摩太、苏慧廉、戴德生等等）以及中国牧者、学者（徐光启、刘廷芳、赵紫宸、王治心、于斌等）一直在做的事工。将《圣经》翻译成中文以及各少数民族语言，其实就是基督教中国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尤其是最近几年，由于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信教群众汉文水平不高，难以读懂汉文版圣经等原因，云南省基督教两会《圣经》翻译成了傈僳文、彝文、景颇文等版本。在翻译过程中，充分注意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民族语言表达习惯的融合，以便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素质较低的信众进行阅读。今日教内外牧者、学者提出基督教中国化的事工，正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的，是与中国教会发展一脉相承的。他们的目的在于通过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的对话，找出一条适应中国教会发展的路线与神学思想，使上帝的圣道和耶稣的话语进入文化而影响人心，从而促进福音的传播。我们了解、学习传统文化是有利于消除人对福音的误解的。至于神学教义是在保持基督信仰基本教义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

官话和合本翻译时采用的是英文标准译本，是英语世界都接受的圣经版本，当年的译委会也早就承认和合本并非最理想的译本，故和合本《圣经》也有它自身的局限。随着时代的变迁，语言结构等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一些汉语词汇和语法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词汇的意思也已经发生转变，和合本的一些用字如今已成为罕用字，一些当时顺畅的用语，如今显得艰涩难懂。近几十年圣经考古学上也有诸多成果，对于圣经异文的诠释、古抄本和译本经文的理解上，学术界都取得了新的进展。圣经学者对经文背景的认识不断加深，和合本《圣经》的修订问题逐渐被提上日程。误译、错译或漏译之处和合本《圣经》进行修订显然是很有必要的。

和合本《圣经》是中国教会史上最重要的译本，也是百年来传教士《圣经》中文译本的结晶，对中国教会和中国社会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功不可没、贡献良多。百年的和合本，陪伴了中国信徒百年的高山低谷，这是神给中国莫大的祝福，珍贵的礼物。

①金陵协和神学院林培泉教授访谈（一）：和合本圣经的百年影响-福音时报--基督教资讯门户网站   https://www.gospeltimes.cn/index.php/portal/article/index/id/48377

②恩惠《圣经和合本的语言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列举》《天风》总第470期P43

③沈学彬 《圣经和合本与基督教中国化》 《天风》总第467期P25

参考

赵晓阳：《域外资源与晚清语言运动：以圣经中译本为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版

中国基督教两会主办《天风》总第467期2018年11期

中国基督教两会主办《天风》总第470期2019年2期

其它网络资源

王天运201907